1959年前后，我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少先队大队部里总是堆满半米多高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小朋友来信，同学们中流行与兄弟国家小朋友通信热。
记得第一次到大队部申请外国小朋友来信，值班的少先队辅导员信手拈出几封信发给我们，拿回一看，唯独我那封信不是来自C．C．C．P．，当时我的俄语水平实在有限，查字典也查不到，向俄语“先生”请教后才知道是来自保加利亚的萨丹斯基。于是，保加利亚一名叫卡嘉的小姑娘成了我的第一个通信小朋友。
我与卡嘉前后交往约一年，相互之间通过五封信。也许是因为保加利亚地处欧洲，比前苏联更遥远，差不多每隔两个月两人才能相互通一次信。我与卡嘉相互交换过照片，当我收到从遥远的国度寄来的卡嘉照片时，甭提多高兴了！4寸的黑白照片上，一个瘦高挑的健康女孩站在阳光中向我微笑。欧洲儿童早熟，14岁的卡嘉在照片中看起来要大两岁左右。在我们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卡嘉有两件东西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一件是浅粉底中央印有杏黄花朵四周镶有绿色花边图案的纯纱质手巾，我猜想，这也许是玫瑰花王国的象征。另一件是直径约15公分的白色压花图案圆形塑料茶托，当时我国尚没有塑料制品，这个小工艺品在同学们之中传递着，不时有人为其精致的压花工艺发出赞叹。
卡嘉那俄文与保加利亚文交织的信非常难译，双方用都不熟稔的第三国语言（俄文）继续交流实在吃力，有时到了无法沟通的地步，一年后，我连续寄出两封信未得回音，我与卡嘉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在卡嘉之后，大队部又分给我一封来自第聂伯斯克的信，主人是一名叫柳芭的女孩。柳芭写有一手流畅的俄文。我满怀热情地写给寄本人相片，新年给她寄贺年片，但两封信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回音。我反复核对地址，没有发现错误。柳芭的冷淡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于是我用红色墨水修书一封，誓言绝交，同时批评了对方对朋友不讲信义的做法。不料，我这封红色绝交信引起了柳芭的反省，我三个月连续收到她写的三封回信，主要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中心思想是请我原谅，另外好像还解释自己没有回信是因为与男朋友交往不顺利心情不好之类的，并随信寄来一张胖胖的乌克兰大姑娘的照片。当时我才十三、四岁，对早恋的话题实在不感兴趣，而且气也出了，自尊或虚荣也满足了，就没有再给柳芭回信。
我的第三个外国小朋友是列宁格勒（现又改回原名彼得堡）的娜塔莎。我给娜塔莎寄过中国织锦的天安门像，孔雀舞、荷花舞等民族舞的明信片，京剧脸谱剪纸，中国邮票等。我收到娜塔莎的礼物，印象最深的是一枚苏联少先队队徽，记得是暗红色珐琅制的火炬，把柄配有绶带，上书“时刻准备着！”。另外还有十月革命的邮票、戈比硬币等。
自从交上外国通信小朋友，我的业余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家里每月发给我两元钱零用，我几乎全部用来为卡嘉购置小礼物，北京十大建筑、风景名胜明信片，织锦的伟人头像、天安门图案等。每封信我都颇费心思，用有限的俄文表达我、家庭、学校及北京的情况，并随信附寄上述小礼物，然后不辞辛苦地跑到电报大楼的专柜去办理邮信手续。我寄的信没有不超重的，记得最多的一次邮局让我付了近1元钱邮资，搞得我好长时间没有零用钱。
那时苏联小朋友来信多用紫墨水，不知紫色在俄罗斯、乌克兰民族是否象征吉祥、友好，反正当时我和同学们都觉得紫墨水书写的俄文格外潇洒，于是纷纷去买紫墨水，令人失望的是跑了好几家商店都买不到，后来，我们到化工商店买原料回来自己配置墨水，试验数次后居然成功。再给苏联小朋友回信，我们就用上了自制的紫墨水。
那时在中苏小朋友通信中，还流行“电影明星热”，互换中苏两国电影明星照片。恰逢《静静的顿河》在中国上映，于是扮演婀克西妮亚、娜妲丽亚等的女演员的照片成了最抢手的礼物，在俄文信中点名要这些苏联功勋演员的照片，也把我们的秦怡、王丹凤、王晓棠等人的照片寄给苏联小朋友。小朋友的来信和纪念品我一直珍藏着。1966年8月某天深夜，中央财经学院红卫兵到我家对门的学院院长家破“四旧”，知道我家也是当权派，顺便过来扩大战果。正巧那天我白天作为头儿领着大家搞运动太辛苦，夜里睡得特别沉，红卫兵抄家那么兴师动众，我居然推不醒。红卫兵头头打开我的抽屉，翻出若干封外国信和纪念品，厉声斥责我母亲道，封资修的东西赶快处理掉！吓得我母亲将我珍藏多年的纪念品一古脑地从垃圾道全部处理掉。次日醒来，看到抽屉空空，我哭喊着直奔一楼垃圾道口，在垃圾堆里翻找，可惜一样也没找到。几十年来我经常梦见我的珍品失而复得，醒来却都是空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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